那时候也曾整夜整夜聊文学 | 重返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早已过去，却又远未过去。在那时崭露头角的作家是现今中国文学的中坚，余华、莫言、苏童、贾平凹、王朔等人是最受纯文学读者认可的其中几个。那时刚拍出代表作的导演如今也已成权威，陈凯歌、张艺谋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文学和电影，相互影响，相辅相成，造就了那时文艺的兴盛境况。

在亲历八十年代人的口中，我们往往会听到他们对这个年代的无限怀恋。在他们的叙述中，那个年代充满青春活力，满是理想，每个人似乎都胸怀壮志，谋划着干出一番事业，虽然物质条件还很匮乏，这让你仿佛看到朝阳，带着迷人的色彩和气息。

在这气息中，有个人每周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到西城，一遍遍巡查北京的每一家书店，一本新书跳入眼帘，便如获至宝。他还骑着这辆绿色凤凰牌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到另一个作家那里，与他们聊刚译介到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一聊就是大半天。

他和余华、格非通宵看世界杯，“逼着”莫言把《红高粱》要回来给自己编，在青年作家创作班里发现迟子建的成名作《北极村童话》，他是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后来担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近二十年的朱伟。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朱伟，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1993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因爱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2014年离任。作品有《考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四季小品》等。

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相信对“朱伟”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他经手的稿子不计其数，那时他“瞄准”的作品很多已成名篇，他看好的年轻作家们也早已声名大噪。他十六岁下乡当知青，两三年后写出一部“不知天高地厚”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便请他到北京改稿。小说没有改成，他却被看出有当编辑的天赋，于是在当知青时他已是《人民文学》借调的编辑，职业生涯就此开始。为一篇小说的评介，他会和上述作家们争得面红耳赤，但绝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为了“抢”到一篇好小说，他盯紧每一个年轻作家，就这样，他成了格非说的中国“最好的编辑”。

时过境迁，1995年，他去《三联生活周刊》任主编，一做就是二十年。退休后，他被《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邀请写专栏，“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

在书里，他回忆了与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十位作家在一起度过的日子，请他们寄来几乎全部的作品，认真一本本地重读并认真做系统梳理。他希望读者在读作家的作品时，也能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重读八十年代》
作者：朱伟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整夜聊文学的时代

十年时间补了一百年的课

新京报：你对“八十年代”有个广泛流传的描述，说“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会是这样的生存状况？

朱伟：这跟整个社会背景有关。经过“文革”，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开放、如饥似渴的时代，是我们叫做“八面来风”的一个时代。全世界的思想、文化、艺术都迅速传播进来，各种各样的影响同时汇聚在这块大地上。我们当初有个说法，八十年代的十年时间，我们等于补了人家一百年的课。

新京报：在新星作家（如余华、莫言、贾平凹、苏童等等）辈出的八十年代，你选择了文学编辑这一职业，格非评价说你是最好的编辑，你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文学的？

朱伟：应该是从小吧。我母亲是我读书的启蒙老师。在她那个年代，她算是一个知识女性。小时候，我们家的胡同口有个小书店，我母亲不断会去借书还书，借一天几分钱。书借来后，姐姐和我轮流看。我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培养我读中国古典小说。

我记得她培养我看的第一部古典小说是《说岳全传》，我五年级就读《三国演义》了。所以文学，大概是我一直的爱好。

新京报：在新作家大批量出现时，需要编辑有强大的判断力，你的文学判断力是如何获得的？

朱伟：一方面当然是通过阅读，扩展自己的眼界。还有一个可能是天赋。

在“文革”期间我是知青，那时开始写小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黑龙江我下乡的农场，请我到北京改稿件。那时是件不得了的事。但后来，这小说改来改去也没改成功。不过这个编辑看到了我有当编辑的素养，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积压了很多群众来稿，他们发现我读稿件的速度很快，给稿件写意见时候，也看出我还挺有判断能力的，这可能就是天赋。当然，天赋可能建立在读书比较多、本身也比较注意分析作品的前提下。

延伸阅读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  查建英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5月

文学判断标准

提供新的写作方法+气度

新京报：像艾柯、纳博科夫等作家，他们对文学的判断有一些相对明晰的标准，你当时去判断作品时，有哪些标准？

朱伟：我对作品的标准大概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个基础是，这个人能否提供一种新的写作方法，一个能形成区别于他人的写作方式，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比如说余华，他的创作突破是因为读到了卡夫卡。但你在他的小说中可能能看到有一些卡夫卡影响的元素，但他的小说绝非是卡夫卡小说的再写。如果是模仿，那他就不可能成为余华。

第二个标准是，看一个人有多大的气度，这很重要。可能有些人能写优秀的短篇，却写不了中篇；有些人能写中篇，却写不了长篇。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其中都有气度、格局的大小问题。如果气度不足，他作品的空间是很狭隘的。

比如余华的《活着》，一部12万字的小说，到现在它为什么经久不衰？因为它通过不断发生死亡的悲惨故事，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一个人的忍受能力。人生要走过各种各样的磨砺、苦难，人生是由忍耐力构成的，人生就是忍受力中体现的一种态度。这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气度。

延伸阅读

《活着》
作者:  余华 
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年11月

新京报：这个“忍耐”让我想起福克纳。

朱伟：是。他们这些作家，卡夫卡或者福克纳对他们创作都构成了影响，但是好在他们都能从具体的写作方法中跳脱出来，吸收了精髓后，从那个框架里走出来，就像蚕咬破茧飞出来一样。

新京报：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在那个年代，余华、莫言、苏童等人多少都在模仿，也可以说原创性不足。现在回看，你觉得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作品的价值？

朱伟：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我是觉得，他们在某些写作方法、某些构思上可能借用了西方小说的方法，但在这个框架里，他们装的是自己的酒，内核还是他们自己的。

新京报：在《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里，你除了梳理、评论十位作家的作品外，也谈到很多跟他们的交往。这部分文字的情绪是很浓的，表达出你对过往无比的怀恋。这些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

朱伟：八十年代我二十岁到三十多岁，是我的青春时代，骑自行车可以不知疲倦地从东城到西城，然后如饥如渴地阅读。我和那些作家可以亲密无间，随时就可以上门。他们也可以随时到我家里来，碰到有什么吃的就吃什么。那时候没有那么功利，每个人都完全放开，互相吸纳、互相碰撞，可以为一种观点争得脸红耳赤，也不怕彼此的关系会改变。所以，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很难忘的。当然，每个人的年轻时代可能都是难忘的吧。

新京报：那时候文学为什么会如此受关注？

朱伟：那个年代的信息哪有现在这么四通八达。那时候，《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有140多万册，每个城市都有文学刊物，写小说成为很多文学青年的梦想。但当时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其实还是不容易发表。如果没有人民文学1985年的改变、没有《收获》杂志，没有李陀、林斤澜他们来当《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主编，很多作品可能都发表不了。

新京报：你当时在第一时间读了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名篇的作品。现在回看，时间给你的解读带来了那些影响？

朱伟：可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包括对文学的认知都有了长进。尤其因为我做了二十年的《三联生活周刊》，就有了社会学的眼光。其实，我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读了一些理论书，这些改变，可能比当初读的时候更能深入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

新京报：除了约稿，当时你也修改过一些小说稿件，改稿子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朱伟：当你是个小编辑时，可能会很狂妄地去修改作家的稿子。当你成为一个大编辑了，就会意识到要尊重作家的创作，所以，最好的编辑是不改稿子。一个编辑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发现，发现一篇小说的结构中某些地方可能臃肿，就提醒作家去淤消肿。或者有句子不通顺的地方，稍微连接一下，如此而已。对于尚未成熟的作家，你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帮助她成熟。比如我经手的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

当初我到黑龙江去参加一个青年作家创作班，那时各地都会通过这样的创作班培养青年作家。当时这个创作班在呼兰，萧红的故乡，有三十多个作者。我看了他们的作品，就觉得迟子建这篇写得好，我就把她带到哈尔滨，由省作协找了个地方，我和她流水作业，我提出意见，让她修改，她改一部分我看一部分，不合适再改。她的稿件已经具备了优秀的基础，我的工作不过是帮她把优秀挖掘出来，帮她把结构理顺，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优秀。这就是编辑的工作。一个优秀的编辑建立在他敏锐的嗅觉上，他凭嗅觉去发现可能出类拔萃的作家。

延伸阅读

《北极村童话》
作者:  迟子建 
版本: 作家出版社 1989年1月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创作班。创作班把青年作家集中起来创作，跟西方作家的创作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创作班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朱伟：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其实把一些青年作家组织在一起，不仅仅是写作，还有思想碰撞。八十年代的创作班确实培养了一大批作家，有很多作家是通过笔会上的彼此影响，写出了特别重要的作品。

先锋作家的转向

意识到中国的“根”的重要性

新京报：当时那批先锋作家后来都会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和西方文学潮流做融合，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实现西方和本土的平衡？

朱伟：格非刚开始的创作可能受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的双重影响，比如《迷舟》。它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但它只表达了对时空关系的思考。一个优秀的作家，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可能不进入到你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从中拿出你比较深入的思考结果。这个是西方小说的表达形式很难给你的。八十年代是，我们在转了一大圈后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脱离中国这个根很久很久了。1985年寻根文学的兴起，很大原因是因贾平凹写了商州系列后，使一批作家意识到，原来有一个中国的根的问题。贾平凹是比较早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商州系列刚开始是受晚明散文的影响，随后他又用明清小说，《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方法来写他的商州。

其实，“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直在否定传统，一直在拥抱西方主义。到了八十年代末，一批人已经意识到，重新认知中国文化的精神财富是那么重要。这时候起，作家们开始重新关注传统精神、传统的表现形式，比如余华受笔记小说的影响，写了《世事如烟》，莫言的《檀香刑》，用的就是戏曲结构。

延伸阅读

《迷舟》
作者:  格非 
版本: 作家出版社 1989年12月

新京报：说到莫言，他得诺奖，虽然满足了中国的诺奖情结，但也有一些不同观点的议论。你在书里说，莫言得奖实至名归。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朱伟：你不能用社会学去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产生争议，第一是因为有些读者可能并没有读懂莫言的小说，第二是有很多读者可能是以意识形态或者社会学的概念去理解衡量莫言的小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与他的创作，看这个作家是不是表达了深刻的社会现实，看这个作家的创作是不是提供了多样性。我觉得莫言的创作是提供了多样性的。

他一共写了十一部长篇，基本上每部长篇的创作方法都不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反应社会生活的面。他的《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包括《酒国》，从一个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上，我也觉得他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从这些角度，我觉得中国目前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跟莫言相比。如果就创作量而言，写得可能最多的是贾平凹，王安忆的作品也比莫言多，但从创作的多样性与整体形成的深度来讲，他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作家与生活

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找追问

新京报：看书中写史铁生的那篇，很明显的感受是，一个作家的生命经历和他的创作之间联系非常紧密。他本身有残疾，所以他写的很多人物，包括他一些思想的产生，都跟这一生命体验有关，依经验看，你觉得一个作家的创作和他的生命经历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朱伟：应该说，不同的作家是不同的创作方式。史铁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家，因为他有残疾，写作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换一个角度讲，他又不断通过写作来追问自己。也许正常人会觉得他的追问是不断在折磨自己，但他就没有办法离开这种对自己的拷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认为不必去追究，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但对他来讲，这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的精神升阶。我觉得史铁生的创作是特别特殊的。

比如余华，他把苦难的承受力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后，对苦难的承受力就成为他对人的生存态度思考的方式。应该说，每个优秀作家都会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找一种追问的方式。

新京报：几年前，余华的新作《第七天》也受到不少负面评价。在书中，你给出的解读是，认为《第七天》用了表现主义的方法。

朱伟：我是知道了读者对这部小说的不满之后再来阅读的。但我阅读之后，答案是不同的。我觉得普通读者可能未必能够，用我的说法就是，“穿透”这个作品。每一个作家，其实都有一个不断要超越自己以往创作的前提，不能超越就不会有进步。但读者熟悉了作家原已形成的创作方法，就可能不满意作家对自己创作的改变，比如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后，余华《第七日》的改变。比如贾平凹在《古炉》以后《带灯》与《山本》的改变，因此，体会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关系，相对而言就特别重要了。我的这本书，也就想尽我自己的能力，做一点这样实在的工作：拉近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帮助读者去接近作家真实的写作意图。这就是导读的作用。

《第七天》

作者:  余华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3年6月

新京报：你说这本书是想给普通读者做一个导读。你认为读者从多大程度上需要被引导着去阅读？

朱伟：这个问题确实很容易被消解，马上会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本身就是接受美学，从不同的角度，当然可以读到不同的结果。但我一直觉得，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很重要，我说的导读，实际上指的是，如何来理解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

其实，八十年代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出了很多研究资料，很多重要的西方作家，他们都出过研究资料，里面有作家的创作谈，也有别人研究他们的创作、作品。你读了这本书，可能就会对这个作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觉得，我这本书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工作，帮助你去了解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说我的解读是权威解读，不存在权威解读，只是通过我的解读提供了一种解读方法，这种解读是基于我对作家的了解之上的。我希望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同时看一看作家的创作背景。

读者缺乏正确引导

媒体的作用永远是重要的

新京报：在新书发布会上，格非说现在他也不太参加活动，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互相吹捧。但书里说到，当时你们讨论时都是以批评为主。你觉得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朱伟：这是媚俗主义倾向吧。昆德拉的小说里很多都在讲媚俗，商业化时代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媚俗。但一个作家要成长要进步，肯定要找到自己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原来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对我的部下说，要不断颠覆和否定自己，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这样，他就不能破茧而出。

新京报：这本书里对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虽是梳理，也可以说是一本批评类著作，但现在很多作品，如今的批评家不会去关注，你觉得批评家的责任是什么？

朱伟：我们缺少一个《纽约时报书评》这样的报纸。它能够代表中产阶级或说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以这个标准影响读者，也影响作者，我觉得媒体的作用永远是特别重要的。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曾经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个读书的方向标，形成了一种文化思潮，现在这种方向标没有了，读者在阅读选择上就会出现茫然。现在更多是一本书出版后互相吹捧。没有标准，就很难形成分类，我觉得阅读是需要分类的。

批评家首先应该是鉴赏家。过去的传统，大多是捧杀或者批判，不建立在对作品的分析上。所以我觉得，当今的阅读缺陷是，第一没有形成一个作品分类和权威的推荐，第二是没有形成一种以阅读、分析为基础的批评。

新京报：现在应该是消费性阅读是主流，像你这样，把作家所有作品看完，不要说穿透，从头到尾看完就很少。

朱伟：现在很多批评家，也很难真有耐心把整个作品看完再作评判。现在的人太浮躁了，当然你要去读完尤其是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是很费劲的。所以往往翻一翻，大致就可以写一个批评文章了。

新京报：当今社会消费主义至上，你对后来的文学写作者们面对这种时代怎么看？

朱伟：每一个时代一定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我不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没有好作品，只不过我一直觉得，现在缺少好编辑、好刊物、好报纸去发现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

我相信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既使现在是一个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仍然会有优秀的作品。所以我要呼吁的是，现在的文学刊物还需要振兴。文学艺术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应该要有新的优秀的编辑出来，去发掘，对现在的作家做分类，把优秀作家挑出来，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优秀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进；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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